我国的十大商帮（徽、晋、陕、鲁、闽、粤、宁波、洞庭、江右、龙游）中，陇商未有其独立的位置，只是在谈到陕商、晋商时，偶尔被提及。在当下研究者的视阈中，陇商规模小，资金短缺，思想观念保守，地域观念浓厚，社会影响力不大。
民国时期做过兰州道的彭英甲在其著作《陇右纪实录》中谈到甘肃商业时亦指出，“家圜株守，无百里负贩之人，所以省会及各属，凡商业稍有可观者，山、陕人居多，而直隶次之，究未闻陇上行商有战胜于上海、京都之说”。他认为，甘肃“商务之所以不能追美于东南各行省者”，主要是由于交通不便、鸦片毒害、文化落后、观念陈腐、不善商贾和工艺陈旧等原因造成。
兴盛于十大商帮兴起之前
诚然，彭英甲所述各点都有其依据。不过，自汉唐以来活跃于丝绸古道上的陇商仍是一道亮丽的风景，其历史作用也不可低估。汉唐时期，西北是我国最为富庶繁盛的地区，从汉代张骞凿空，开辟丝路，中西文化交流的陆上通道从此打开；至隋代，隋炀帝西巡张掖，举办“万国博览会”，召见西域诸国君臣，宣扬国威，盛极一时；到唐代，西北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鼎盛期，所谓“河西、陇右三十三州，凉州最大，土沃物繁而人富乐”，“天下称富庶者，无如陇右”。撇开经济不谈，登峰造极的边塞诗就是西北地区安宁和谐、繁盛富足的有力佐证。岑参的“弯弯月出挂城头，城头月出照凉州。凉州七里十万家，胡儿半解弹琵琶”，元稹的“吾闻昔日西凉州，人烟扑地桑柘稠。葡萄酒熟恣行乐，红艳青旗朱粉楼”等都显示着丝路和西北的兴盛。
经丝绸古道，中西之间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宗教和艺术等汇聚于此，交融、变异、播迁于西北乃至整个中国，成为世界文明交流史上的重要通道。这种交流自然与身处其境的陇商分不开，正是他们体验并参与了“边城暮雨雁飞低，芦笋初生渐欲齐。无数铃声遥过碛，应驮白练到安西”的壮丽场景，也正是他们承载并主导了中西方交流的良好开局。确切地说，这是在十大商帮还没有兴起之前陇商的辉煌，其历史悠久性无任何商帮可望其项背。此其一。
其他商帮拓展业务的重要推手
其二，十大商帮兴起之后，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及经济水平的制约，陇商逐渐失去了往日的荣光，不过它的历史功用仍不减，成为山陕商帮乃至其他商帮在西北拓展业务的重要推手，其中介作用重大。当外地商帮将货品运到兰州、西宁、银川、天水和平凉等中小城镇后，接下来将这些货物输送到广大乡土社会之中的却是陇商，此即在甘宁青地区极具地方特色的“货郎”。他们走村串户，售卖货物，同时将农家的部分土产品运送到城镇，交付于各大商帮，从中赚取些许利润，维持家庭生计。
明代以来垄断甘肃水烟业的陕西商帮，其发展壮大离不开陇商的贡献。为了降低生产成本，陕西商帮将所经营的业务直接设置在资源富集区。水烟原材料烟叶的主要产区在兰州、榆中、皋兰、临洮和靖远等地，从异地他乡而来的陕商利用本土化的陇商收购加工烟叶，制成成品，然后利用自身广泛的经济网络销售于全国各地，赚取巨额财富。兴起于陕西的明朝茶商马合盛，富可敌国，备受瞩目。明末清初，为解决运茶工具问题，马合盛西迁甘肃民勤，依托这里水草丰茂的牧场大量饲养骆驼，相传仅骆驼珍品白骆驼就达三百多峰。马合盛在甘肃业务扩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当地民勤商人给予的支持。民勤商人以赶骆驼经商闻名天下，他们吃苦耐劳、诚信质朴、恪守商道，在广大少数民族地区有很高的声望。所以，陇商虽然不能与山陕等大商帮比肩，但其默默无闻为其他商帮所作的贡献却是不争的事实。
多民族性的陇商
其三，较之全国其他商帮，陇商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多民族性。从汉唐时期活跃于丝绸之路上的胡商，到近现代崛起的回族商帮、藏族商帮，他们驰骋于西北大地，奔走于草原、大山、戈壁和沙漠，使各民族间互通有无，增进信任，推动了地方社会变迁。同样靠着绵长的丝路及蜿蜒的黄河，回族商人将其商业触角伸向了全国，将西北地区的土特产运送到全国各地，并将西北所需的商品运送归来，满足了地方需要。晚清民国时期，回族商人经营的羊皮筏子盛极一时，成为穿梭于黄河上的主要运输工具。他们从青海、兰州启程，将西北的羊毛装载在筏子上，运往内蒙古包头，然后转运火车，运往华北、华东地区，一些从天津出口，运往世界各地。在回程路上，回族商人从各地，主要从包头买回所需物品，运往西北。抗战时期，羊皮筏子通过嘉陵江运载汽油到重庆，山城为之轰动。
在某种意义上，回族商帮是近代西北地区与内地交流的一条重要纽带。回族商帮将东部社会的先进思想和理念播撒到西北广大乡土社会，促使西北地区向着近代化迈进。回族商帮聚集的村落，其近代化起步早，变革易。回族商帮足迹所至，将其所见所闻带到封闭落后的乡村，乡村社会的观念在潜移默化中更新。
总之，陇商与国内十大商帮相比，虽不能与之并驾齐驱，但其也有突出的特点，即历史悠久性、中介性和多民族性。其历史功绩也不容埋没，深入挖掘陇商的内涵和外延，是迫切需要学界破解的一个命题。